以数万元到十余万元的价格，向客户提供“婚外情”等有偿调查服务，而调查的渠道则是通过在他人车辆上秘密安装GPS定位器等跟踪、的方式，非法获取他人行踪轨迹信息……

　　这样一家打着“私家侦探”旗号的所谓“调查公司”，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，即非法获取并出售、提供至少100余人的行踪轨迹信息，违法所得至少300余万元。近日，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陆续开庭审理了这样两起涉及该调查公司的“私家侦探”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，从中也暴露出“私家侦探”侵犯个人信息的这一社会乱象。

　　记者从采访中获悉，目前，我国尚无法律确立“私家侦探”的法律地位，该行业准入门槛低，这些“私家侦探”往往会在合法外衣下进行非法调查，导致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犯。为此，徐汇法院法官建议，在从源头广告推送上规制“私家侦探”行为的同时，也应加强私家侦探行业刑法规制，做好全链条打击。

　　2021年12月初，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，江苏某商务咨询公司存在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，并以售卖他人个人信息、轨迹、视频照片等信息进行非法获利。在掌握相关证据后，徐汇警方将公司老板陈锋（化名）和调查主管周乔（化名）二人捉拿归案，一家以“私家侦探”为主营业务的调查公司的真实面目由此被揭开。

　　据陈锋到案后供述，早年自己就成立了这家公司，起步时主要就是做市场调研的，当初也只有自己和前台两个人。“中间这家公司停业了十几年，我也转行去做别的了。”

　　2021年前后，陈锋在公司业务接洽的过程中发现调查行业的商机，遂开始“深耕”婚外情调查等业务，公司也在此之后逐渐发展壮大成拥有4个部门的小型公司，像周乔等一批员工就是在公司发展的这两年里陆续被招录进来的。

　　陈锋称，最初公司主要通过网络推送业务信息，有需求的客户就会找上门来。“后来业务部门也会去网上拉取大量律师信息，主动寻找相应的客户资源。在对接过程中，我们和客户会先进行沟通，之后再签订相关的服务合同。”

　　关于定价，陈锋这样供述道：“以前的价格低一些，大概是两三万元左右，最近半年开始，价格提升到五六万元，也有十几万元的客户。”而定价的不同，则是根据调查周期、客户需求等因素综合决定的。“一般一个周期是15到20天，但具体还要看案子的情况，也有30天、60天甚至90天左右的，费用就大不一样了。”

　　与之匹配，陈锋也会按照案子的收益来向员工发放提成。“业务部门的基本工资是4000元/月，提成是案子收益的15%，案子成功还是不成功是没有关系的。调查部门基本工资相同，但调查员是根据每做成一个单子来结算相应的提成。”

　　在实际运作中，这家“私家侦探”公司4个部门各司其职，调查部负责开展跟踪、密拍等调查工作；业务部负责招揽、联系客户；网络部负责通过网络推广引流；行政部则主要负责管理设备、汇总情况、核算提成等。

　　而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，员工们也都心知肚明。“客户给我们目标人物的照片、地址、车牌以及‘小三’的照片，我们就会根据客户提供的时间、地点等信息进行跟踪，把轨迹都拍摄记录下来。”

　　据该公司调查部员工李敏杰（化名）供述，有时候遇到客户有车辆的，还会用入职时公司配发的GPS装到目标车辆上，找到目标的落脚点后，还会在楼道等公共场所装上摄像头。

　　然而对这般关键细节，作为调查部主管的周乔在受审中却含糊其辞。“我自己没有装过GPS，我负责的案子也是客户自己装的，组里员工可能有这种情况吧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”

　　对于自己所承担的管理职能，周乔也是尽可能避重就轻。“我的工作就是每个月月底统计员工的结案数量，调查订单也是由业务员交给老板，由老板和客户签合同，再派给调查员，我不具体对接。”

　　对此，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多组相关证据。公诉人认为，江苏某商务咨询公司违反国家有关规定，非法获取并向他人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，情节特别严重。被告人周乔作为该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协助陈锋进行公司业务的调查，本人直接参与调查并管理。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。

　　周乔辩护人为其辩称，在周乔做调查主管期间，其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，“他并没有从事管理性的工作，是名义上的主管，实际上没有承担管理工作。因此不应对公司的全部涉案收入和行为承担责任，应根据其责任比例以及在犯罪中起的作用综合认定。”

　　记者从采访中获悉，对于这些从事非官方民商事务调查服务的“私家侦探”，目前，我国尚无法律确立“私家侦探”的法律地位。为了获取更多客源，“私家侦探”往往采取非法手段进行取证，这使得这一行业目前处于监管缺失状态。

　　徐汇法院刑事审判庭相关承办法官表示，这也导致这一行业准入门槛非常低，私家侦探在合法外衣下进行非法调查，他们以商务咨询、信息咨询等名义获取营业执照，实际工作往往超出经营范围，违规通过非法手段开展个人信息调查。“我们发现，在互联网上通过搜索‘私家侦探’等关键词，便能出现大量调查公司网页、百科介绍和‘软文’广告，其中部分公司在业务范围介绍中甚至表示可以获取户籍、车辆、银行账户、房产等个人隐私信息。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密拍设备获取容易，公民个人信息易受侵犯。“目前，在电商平台很容易能购买各类微型、隐藏式且功能强大的摄像头，一定程度上也为‘私家侦探’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便利。”承办法官表示，在徐汇法院受理的这一案件中，被告人就是通过安装定位器、开车跟踪、视频或照片等方式，非法获取他人信息资料，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12月间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出售100余人的行踪轨迹信息，公民的隐私权受到威胁和侵犯。

　　此外，法官还谈到，部分不法分子还会以“私家侦探”名义实施诈骗。“部分委托人在网络上随机查找‘私家侦探’服务，通过添加不法分子在网页上提供的聊天软件账号进行相关咨询，轻信不法分子诈骗话术，支付定金、保证金等进行委托调查，但不法分子实际并未开展相应调查，向客户谎称相关资料已获取，要求客户支付尾款等实施诈骗，收到钱款后便不知所踪。”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呈现逐年增长态势，其中不乏与“私家侦探”相关的案件。

　　“公民个人信息关系到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，如果出售的信息被用于商业营销、推送，将会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市场经营秩序；如果个人信息被用作电信诈骗、网络暴力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造成的后果将更为严重。”徐汇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表示，因此，公民个人首先应该保护个人信息，一旦发现个人信息被泄露，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，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　　对于因婚恋问题、债务问题、恩怨纠纷等欲寻求“私家侦探”帮助解决问题的委托人，法官也提醒，应正确认识到“私家侦探”行业存在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，积极寻求合法手段解决问题。“因为这中间关系到‘私家侦探’与委托人签订合同的效力问题，如果签署的合同内容是非法秘密收集他人的个人信息，那这样的合同本身就会因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。相应地，‘私家侦探’也不能因委托而展开侦查，查到的结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”

　　从社会治理的层面，徐汇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建议，加强对私家侦探行业的刑法规制，发挥社会治理功效。一方面应从网络平台上通过技术手段过滤不法广告信息，源头规制“私家侦探”行为；另一方面执法部门也应加强联动，全链条加强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行为的源头打击，同时加大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行为；社会公众也要从自身做起，增强防范意识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。